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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開“深圳創新密碼”:臺灣人在深圳

                      在改革開放之后,有三個以華人為主導的亞洲經濟體充當了深圳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引路人”之角色。我在過去的評論中,曾戲稱之為:香港是深圳的大師父,臺灣是深圳的二師父,新加坡是深圳的三師父。前面我探討過了香港的角色,本篇我將探討深圳的“二師父”臺灣,為深圳科技創新中心所作出的貢獻。

                      這三個華人經濟體、社會體的存在,實在是中國大陸之幸。她們皆可說是亞洲現代化過程中表現特別優異的領先者,為華人社會的現代化趟出了成功之路,足可以為中國大陸所借鑒與啟示。

                      僅就經濟方面來說,港臺新皆屬亞洲四小龍之一,是亞洲繼日本之后被嵌入到全球價值鏈最早的細小經濟體,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時,港臺是最先試水進入中國大陸投資者,是她們把中國大陸與全球價值鏈鏈接在了一起。

                      其中,香港主要是傳統輕工制造業投資,而臺灣則主要是IT產業。所以,可以說臺商為大陸的電子信息產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50年代后半期,臺灣采取“進口替代”模式推動內生型工業化,效果不彰。1960年代初起,改為推行出口擴張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之后迅速開始經濟騰飛,1965-1973年間,臺灣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11%。

                      實在是,剛好對接上了世界大勢。其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私人企業和跨國公司鑒于本國通貨膨脹和勞動力成本上升,逐漸放棄依靠進口廉價原材料在本國組織生產的方式,轉而通過直接投資,到低工資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創辦新企業,或者合資企業,將產品生產流程的各個環節分散到低成本的世界各地,然后通過國際貿易進行產業鏈接,從中獲取更大的利潤。于是就初步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美國實施有附加值關稅制度,促進了就地雇傭海外廉價勞動力的生產貿易方式的普及。

                      1960年代初的臺灣,農村剩余勞動力超過100萬人,而且接受過普及教育,素質較高,工資水平又比較低,僅相當于日本的1/5和美國的1/10,其時臺灣勞資關系中,勞方極其弱勢,被動服從。這在投資者看來都是優點,于是吸引大量美資在臺投資設廠。但這一階段的主導產業基本上都是輕紡工業。

                      此外,美國為了幫助臺灣擴大出口,有意對臺實行特殊關照政策,從而增加出口競爭的優勢。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臺灣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輸美貿易總額中享有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6-28%。

                      197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在石油危機打擊上進入衰退期,臺灣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到巨大影響。臺灣實行“第二次進口替代”政策,以政府財力推動重化工業發展,1973-1979年推出“十大建設”計劃。此外,日、美等資本也大規模投資臺灣石化和電子電器工業,使臺保持了外向型經濟的特點。1980年代,臺在與美、日的三角貿易中,扮演中轉加工出口基地角色,即主要從日本進口電機、電器的中間材料和零部件,在臺裝配后,成品出口美國。不過到1980年代末,對香港的出口迅猛上升,顯示在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后,臺灣產品開始大規模進入大陸市場。

                      1990年代,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進入爆發式增長。由于電子信息產業特別是集成電路產業技術更新速度快的特點,國際上的核心企業必須通過跨國生產體系來應對市場競爭,需要選擇代工企業來為自己提供代工服務,避免自己不斷地大規模興建工廠所帶來的重資產成本。于是代工模式迅速發展,由低技術產業擴展到高科技產業。

                      由于臺灣企業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為美國公司代工,使得臺灣企業在向電子信息產業轉型時再次選擇了為美國企業代工的方式。這種方式與美國企業有很強的互補性。臺灣為承接國際制造業新一輪的產業轉移,設立了科技園區來大力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主要承接發達國家轉移的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臺灣的制造業由資本密集型逐步走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

                      到1990年代中期,臺灣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電子信息產品生產基地。2000年臺灣電子信息產業OEM和ODM的產值比重高達三分之二左右。臺灣電腦生產能力的四分之三用于為日本和美國品牌廠家生產電腦。臺灣地區的計算機主板制造商為全球的計算機供應商提供了70%的OEM主板。而在集成電路產業,臺灣代工生產模式最終做大成為全球價值鏈的一個關鍵環節。

                      1980年代中期,港資輕工制造工廠鋪天蓋地北遷之時,臺灣同類產業也開始跟隨著進入深、莞及珠三角地區。在香港人締造的“前店后廠”模式成熟之后——我所謂的成熟,包括:1,珠三角地區迅速地建立起大量的工業區,既有政府主導的,也有原住民興建的,具備各種標準廠房和相關服務配套的工業區;地方政府建立起了水、電、油、運等配套基礎設施;2,中國內地的農民工大規模進入珠三角地區打工,提供充沛的數以千萬計的勞動力;3,建立了從東莞、寶安到香港葵涌港和深圳港高效的供應鏈網絡,包括每天數萬輛貨柜車經過港商捐建的皇崗口岸;4,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所提供的高效服務——臺灣輕工制造業很快看到了其價值,并跟進利用了這個由香港人開拓的供應鏈網絡。

                      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到深圳、東莞地區的主要是傳統制造業,如家具、電器、紡織服裝、鞋類等產業。1990年代中期之后,臺灣越來越多的電腦等IT及周邊產業開始西進珠三角。雖然臺資相對于深圳更青睞集聚于東莞——臺灣人投資大陸喜歡抱團集聚,除了產業鏈配套的因素外,也有與地方政府談判能力的考量,相對于上海、深圳這樣的大城市,抱團的臺資群體在與東莞、臺山這樣的中小城市作優惠政策的談判時,更具有議價能力——但仍有不少臺資企業投資于深圳。

                      根據2006年的一項研究,自1982年第一家臺商企業落戶深圳以來,截止到2005年,在深圳的臺資企業已達4017家,協議臺資63億多美元,實際利用臺資51億多美元,占深圳引進外資的17%左右,在深圳外商投資中僅次于港資居第二位。其中,在臺灣排名100名以內的大企業有11家落戶于深圳,500名以內的大企業中有25家落戶深圳,在臺灣的上市公司中有50家已到深圳投資。

                      臺灣傳統制造產業在深圳集聚,最具典型性的就是自行車產業。

                      1971-1973年,全球發生能源危機,美國一時間對自行車需求激增,造就臺灣自行車產業成長的契機。1980年代臺灣自行車OEM代工產生出口蓬勃發展就已有一兩家成車廠(如巨大)在大型OEM采購者扶持下成長較快,1990年代,臺灣大多數自行車廠商已擁有自主品牌,如巨大、美利達、水輪等公司,市場上的自行車品牌分兩類:一類如阿波羅、路安騎、三千里等所謂的“非工業品牌”,多是在大型量販店出售低價位車種;另一類是捷安特、美利達、KHS、JOKER等所謂的“工業品牌”,以中高檔價位車種為銷售主力,并積極建立海外據點。種種努力助臺灣自行車業者向國際知名品牌邁進,當時巨大與美利達已分別位居全球第7及第19大自行車品牌。在歐盟、北美、日本等全球主要高價車市場,多由臺灣供應,在海外采購商心中已經形成“高級品在臺灣、低價位產品在中國大陸”的明顯印象。

                      1980年代末開始,為降低成本,臺灣自行車品牌諸如捷安特、保安、華慶、美麗達、喜德盛等紛紛在深圳及珠三角地區建立工廠。通過將中低端生產轉移到大陸,臺灣自行車業者在中低價位產品鏈條中,通過建立國際分工生產體系(如兩岸分工模式),升級為全球價值鏈中的采購者(即扮演領導企業的角色);在高價位產品鏈條中,通過組建A-Team,臺灣業者間形成關系型治理模式,相互合作,共同創新和投資,推動集群升級為全球價值鏈中的高等層級。

                      臺灣自行車業者在珠三角的投資使得深圳及周邊地區成為全國三大自行車產業基地之一(另外兩個,天津與上海,主要賣國內市場)。在2003年,深圳地區已經擁有近200家的整車與配套企業,產能超過1000萬輛、就業人數達十萬人,產值超過100億元,且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產業生態鏈。當時中國大陸出口自行車的70%由深圳制造。

                      當然這個產業鏈并非僅由臺資構成,當時已經崛起的深圳中華自行業集團,其背景就是香港大環自行車公司與深圳萊英達集團于1984年合資1500萬元設立的,該公司并于1991年在深交所上市,1993年該公司營收達到17.44億元,在當時已是深圳著名的大企業之一。不過1993年10月當時的歐共體作出裁決,對來自中國的自行車整車統一征收高達30.6%的反傾銷稅,給中華自行車帶來了滅頂之災。

                      2003-2005年,由于深圳生產及生活成本迅速提升,包括自行車產業在內的深圳十大優勢傳統制造業遇到了徹底的生存危機。當時深圳市政府試圖以建立“產業集聚基地”的方式,在專業園區內降低企業成本、配套公共研發、提供補貼,以此延續產業生命,其時規劃投資33億元的自行業產業集聚基地即在龍崗區坑梓街道辦。然而深圳自行車產業的90%是臺資,它們當初本主是奔著低成本而來,而不是奔著發展深圳自行車產業而來,這就是我2003年所說的“逐水草而居”,當成本不再低廉,水草不再豐美,那么游牧產業就會離去,尋找另一片水草豐美的草原。所以當年紅火之極的整個自行車制造產業,今天在深圳已基本不存在。它們要么去了中國內地,要么轉戰東南亞去了。

                      自行車產業是臺資傳統制造業在深圳甚至珠三角甚至中國大陸“游牧”生涯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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